另一方面，这种差别可能不仅仅是党内法规概念外延上的差别，还包括内涵上的差别。
21世纪以来,国家一方面为劳动者的服从设定法律限制,另一方面以敬业价值为核心重塑纪律教育,促进了政治目标的复归和经济与民生目标的协调。[xlii]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59页。
[xiv]根据彭真报告和参与制宪者的记录，宪法关于劳动纪律和劳动态度的规定共同服务于精神文明建设，[xv]所以上述联系不仅在逻辑上成立，而且是制宪者有意设计的结果。摘要: 遵守劳动纪律被现行宪法规定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54年9月16日，第1版。1984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劳动管理规定实施办法》进一步取消了开除处分须经企业主管部门和劳动部门批准的规定，改为备案制。现行宪法出台时，奖惩工作的主要依据是1957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
变革所及的法律关系都是宪法调整的对象，无论其性质是公是私。注释: [i]根据截至2011年底的资料，仅中国、朝鲜、坦桑尼亚和古巴四国宪法规定了公民遵守劳动纪律的义务。在众多法源学说中，我们大体上可以区分出两大类研究视角：本体论的视角与认识论的视角。
如果某种来源同时具备独立的效力来源和内容来源，那么它就是法的效力渊源。[55] 四、当代中国宪法渊源诸类型的地位分析 （一）中国宪法的效力渊源 1、宪法典。因此，从法理论的角度出发，宪法渊源的概念更多展现的是宪法的法律面向及其法律化适用的层面，而非其政治面向及其政治化适用的层面。那么按照同一逻辑，为什么同样不具有司法适用性的宪法惯例又被列为我国宪法的渊源呢？ 除了标准说，还存在其他两种关于宪法渊源类型的学说。
当然，亦有学者严格区分了宪法的形式和宪法的渊源，在宪法的形式标题下探讨通常讨论宪法渊源的各种类型，而将宪法渊源理解为宪法在确定调整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关系的原则和制度的时候所依据的缘由，是支撑宪法内容的内在根据，也是决定不同国家宪法内容差异性的隐形力量。例如，如果法律起草程序违背了《立法法》的规定，这属于合宪性审查还是合法性审查？再如，如果某项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公然违背了该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这是不是属于违宪？它的审查依据（可被证明的风俗习惯）是否属于合宪性判断的依据？只有明确了这些前提问题，才能进行后续的合宪性审查。
它们本身不是宪法，但却可以成为宪法的法律化适用过程中合宪性判断依据的内容来源。[32]前者被称为内部证成，后者被称为外部证成（Jezy Wróblewski, Legal Decision and its Justification, in: H. Hubien (Hg.), Le Raisonnement Juridique, Akten des Weltkongress für Rechts- und Sozialphilosophie, Brüssel 1971, S.412.)? [33]See Aleksander Peczenik, On Law and Reason, Dordrecht [u.a.]: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89, p.313-315. [34]参见雷磊：《从看得见的正义到说得出的正义——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解读与反思》，载《法学》2019年第1期。[56]宪法典，就是制宪权及立宪行为的产物。从2004年至今，中国宪法学界连续召开了十六届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但没有一次将宪法渊源列为主题。
一是中国不存在宪法诉讼制度或违宪审查的实践，[15]二是尽管实践中出现过宪法司法化的案件，但由于没有建立判例制度，[16]因而不具备有法律效力的宪法判例。这其实说的就是前文说的部门法意义上的宪法。2、合宪性解释 与合宪性审查相比，合宪性解释的情形可能会引发更大的争议。[19]参见周伟：《论宪法的渊源》，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44]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提出‘宪法相关法的分类概念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因为在一国的立法体制中，不同的立法主体享有不同的立法权限，因而它们所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也就具有不同的效力位阶，由此就形成了以效力位阶高低为序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
[49]参见张翔：《合宪性审查时代的宪法学：基础与前瞻》，载《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22]参见上官丕亮、陆永胜、朱中一：《宪法学：原理与应用》，苏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2页。
这可被视为裁判依据两种来源的嵌套现象。但是，它不仅要从规范命题和事实命题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而且所运用的这两类命题本身也必须得到证立（justified）。[10]很显然，这种观点将宪法渊源定位为宪法内容（思想和实践）的来源，以与宪法自身的表现形式相对。[26]如果持此立场，法的渊源概念就是冗余的，因为没有必要在法或法的本质之外独设这一概念。法官无法自由选择法源（裁判依据），但却可以自由选择裁判理由。而宪法部门虽可以说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具有主导地位，但这里的主导指的是宪法部门在内容上的重要性程度相对较高，而不是指宪法部门的效力要高于其他法律部门。
法官正是根据第10条的授权，才在出现法律（制定法）漏洞时去寻找该习惯作为裁判依据。前者的外延大于后者，多出来的那部分就是认知渊源。
效力渊源是裁判依据（规范命题）、乃至整个裁判活动具有法律效力的必要条件。所以，制定法、判例法、习惯法既是法（法的类型），也是法的效力渊源。
因此，与宪法修正案可以修正宪法（只要没有自我限制）不同，宪法解释绝对不能与宪法文本相抵触。[5]当然，对于宪法渊源与宪法形式，亦有学者主张它们并非简单的等同关系。
[65]参见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90页。因为从表面看，在发生合宪性解释的案件中，直接的裁判依据是普通法律规范。（一）法的渊源的性质 法的渊源可谓迄今为止法学理论中最复杂的概念之一。[47]参见秦前红主编：《宪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3页。
[40]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从宪法监督到合宪性审查的制度演进，以及建构合宪性法秩序的学理预备，为以合宪性审查时代为表征的法律化实施时代的到来确立了条件。[3]换言之，如果要破解宪法渊源之谜，就首先要弄清楚作为其上位概念的法的渊源意味着什么。
[8]参见董和平：《宪法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05页。在笔者看来，造成目前这种局面的原因或许更多在于第三种情形，也就是讨论僵局。
间接认可最常见的情况是通过立法赋予某类主体以权威地位或授予其某项权力。这里至少包括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宪法渊源的本意指的是宪法的效力来源，而宪法形式指宪法的外部表现形式，它包括宪法的渊源形式与宪法的结构形式，前者是指宪法基于不同的效力来源所形成的外部表现形式（宪法的存在形式）。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等，都是不同主体所制定的不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称呼。依照该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政策。[25] 从上述讨论现状可知，宪法学者们尽管存在主流见解，但却没有去探讨一个更深层的根源性问题：我们依据什么标准来认定宪法渊源包括哪些规范材料？与此相关的是：宪法渊源与宪法究竟是何关系？正因为对于此问题认识的模糊或潜在不一致，使得宪法学界在宪法渊源的主题上分歧较大。[37]雷磊：《习惯作为法源?——以〈民法总则〉第10条为出发点》，载《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4期。
在实践中，已有相应的法律草案和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实践，并产生了相应的合宪性审查成例。所以，作为法学方法论概念的法源，不完全等同于作为法概念论意义上的法。
[32]这意味着，论证者必须提供进一步的佐证（warrant）来支持这两类命题。因为立法材料的来源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立法的内容来源于那些质料，无法作一般性的理论限定。
认知渊源指的就是在法律适用活动中只能为裁判依据提供内容来源，但却无法提供效力来源的规范材料。与此不同，法律部门（部门法），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进行划分所形成的的同类法律规范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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